红军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政治、经济上的绝对碾压

　　我们知道，红军经过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遭遇了巨大损失，但依然能够在西北扎根并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一切的成功，表面上看似得益于红军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即使能够连连攻占城市、乡村甚至工业重镇，如果红军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发展，军事胜利的光环终究无法支撑整个革命的长远成功。真正能够确保红军最终胜利的，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稳步推进与不断胜利。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武帝发动的北伐匈奴。汉武帝继承的大汉并不是像他的祖先刘邦那样接手一片废墟，百废待兴，而是经过“文景之治”一段时间的修养生息后，国力已有了相当的积累。《汉书》里记载，京师的货币已多到不可计数，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太仓的粮食存储已多到放不下，甚至许多陈年粮食因储存不及时而腐坏。这样丰厚的国库，给了汉武帝足够的底气，他在位期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更是封狼居胥，战功显赫。最终，汉军深入北方两千余里，穿越大沙漠，打败了匈奴左贤王，成功遏制了匈奴的南侵。

　　然而，尽管汉武帝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汉帝国的命运却并没有因此更加辉煌，反而开始走向衰退。究其原因，便是过度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根基，甚至影响了民众的支持。战争本质上是政治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武力解决政治目标。汉武帝的北伐，虽然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长期战争带来的民众痛苦却慢慢削弱了政治基础。古代交通不发达，粮草运输困难，百石粮食送往漠北的途中，最后只能运到不到两石，而巨大的损耗完全由百姓承担。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徭役和赋税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最终汉武帝晚年时民生困苦，家庭破产，颁布《轮台罪己诏》自我检讨，承认自己的穷兵黩武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尽管如此，北伐对大汉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战争，汉族的威风和凝聚力得到了提升，从而为日后的汉族认同感打下了基础。所以，尽管军事上最终未能保持持续的胜利，汉族的民族自豪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增强。

　　这个历史的教训清楚地告诉我们，单纯的军事胜利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群体要想真正获得最终的胜利，还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步取得突破。毫无疑问，红军在最初便明白了这一点。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正式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这标志着红军真正走向了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道路。会议明确指出，红军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它肩负的更多是革命政治任务，必须绝对服从的领导，承担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责任，同时，红军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这一点上，或许许多人会感到惊讶，红军除了要打仗，还需要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但其实，这正是红军胜利的核心所在：仅有军事上的胜利远远不够，经济上的胜利至关重要，才能保障这些胜利的可持续性。而红军的经济工作又与我们传统认知的“经济胜利”有所不同。

　　首先，红军的收入来源具有多样性。其一，红军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于没收，这些多来自那些剥削百姓的土豪劣绅；其次，有20%的收入来自于其他地区的自愿捐赠；剩余的部分则主要来源于贸易、经济建设以及红军自己开垦的土地收入。在此过程中，红军始终坚持自给自足的原则，注重建立一些社会合作经济形式，尤其是在反动派封锁下，这些措施成为红军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比如在江西，红军通过开采钨矿，卖到福建等地；而在西北，红军则通过开采石油与其他地方进行贸易。这样的经济模式，使得红军能够在艰苦环境下继续抗争，体现了对经济的深刻理解。

　　其次，红军对消费的控制也是极其严格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曾提到，西北苏区的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英国，而红军的月度预算仅有32万元，其中60%用于维持武装力量的运作。许多人看到这一数据后，感到十分吃惊，甚至觉得红军生活条件艰苦。然而，事实却完全不同。红军的指战员之间没有显著的工资差距，人人平等，同时还有丰富的文化学习和精神娱乐活动。尽管总体预算不高，但红军的生活条件远远优于敌方军队，他们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真诚的笑容，甚至许多百姓纷纷加入红军，这足以证明红军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提供一个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

　　红军的经济胜利，归根结底体现在如何以最少的物质支出，发挥最大的作用。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红军依靠精神力量和文化积淀弥补物质上的不足，确保了比反动派军队更加稳定和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条件。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反动派代表的是落后的地主和资本买办阶级，而红军代表的则是先进的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力量能够克服落后文化的弊端，进而取得最终的胜利。

　　红军与封建社会军阀的军事斗争，实际上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正是通过这一场场历史的胜利，红军从井冈山出发，最终走向了全中国。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建筑，红军在经济上获得了胜利，也为政治上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红军的自给自足政策使得其能够无需依赖剥削百姓，就能在艰难环境中运作，甚至在极度贫困的地区帮助农民分田、提供贷款。这种做法让群众明显感受到与反动派政府统治下的贫困、压迫不同，红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正是政治上的胜利，简单来说，就是“得民心”。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录了一次与苏区农民的谈话。谈及生活物资匮乏时，农民表示，虽然合作社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他们宁愿选择红军。因为红军没有征税，反而帮助贫困家庭，而反动派白军则一向以强制征税、压迫百姓为主。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显示红军在民众中的深厚支持。

　　最后，回到农村，尤其是西北苏区。红军刚到这里时，农民的生活几乎与几百年前无异，充满贫困、无知和愚昧，最贵的资产不过是骡子和马。但红军的到来，带来了无线电、机器、文化和知识，红军的政治工作使得每个地方都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也是反动派政府无数年来无法提供的。正因为如此，红军的政治胜利得以保障。

　　总结来说，红军的政治胜利，本质上是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经济工作、政治宣传等手段，提升了苏区百姓的生活水平，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奉献。这一切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而这背后，最根本的则是文化和生产力的胜利。文化和生产力是否先进，要看它能否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而红军就是凭借这一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今天我们提到的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实际上也是红军当年设立的初心与使命的延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