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前：告别妻子的领导人建国后无一与妻子团聚！

　　长征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恢宏奇迹，红军展开了多达 600 余次的战斗，成功攻占 700 余座县城。红军中牺牲的营以上干部达 430 余人之多，其平均年龄尚不足 30 岁。而正是有这么多先辈们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的太平日子。

　　长征行程总计约二万五千里，而在长征之后，我国不少领导人都和妻子没有再团聚，他们都有谁呢？

　　红军长征的前夕，中央苏区的许多领导干部与红军成员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放弃与亲人一同前往征战的机会。在这些决定背后，既有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信念，也有无奈的分离。

　　在1934年7月中旬，郭香玉与谢觉哉在瑞金沙洲坝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便因战争而中断。谢觉哉当时已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而郭香玉则担任中央局秘书处的收发员，两人婚后相爱，生活本应充满幸福与希望。然而，在红军面临反“围剿”失败的重大局势下，红军被迫执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郭香玉作为一位小脚女性，尽管有过骑马的经验，依然难以跟随长时间的征战，因此她被列为留守人员。这个决定令郭香玉震惊，并且深感痛心。

　　她意识到，自己将无法与丈夫一起踏上征途。这种分离不仅让她心碎，也让她深感困惑，因为她明白，在这场革命斗争中，革命事业的需要压倒了一切私人感情。谢觉哉作为丈夫，虽然万分难过，但却理解和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多次劝慰妻子，虽然不舍，但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坚守与牺牲之上。

　　郭香玉被留下来后，和其他地方红军一起转战闽西。在山间的游击战斗中，她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

　　虽然初时她还能骑着马，但战争的现实和敌人的围剿让她失去了马匹，只能靠着自己的双脚艰难行进。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坚定的革命信念，继续跟随部队，尽管已不再有那份原本的活力和支撑。

　　然而，1935年3月，在敌军的围困下，郭香玉被俘。敌人并不轻视这个看似普通的小脚女人，因为她是谢觉哉的妻子，而作为中央政府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她必然掌握着许多机密情报。敌人将她关押并试图逼她交代红军的秘密。无论敌人如何施以酷刑，郭香玉始终拒绝透露半点信息，尽管她付出了极大的痛苦。最终，她被敌人活埋，带着她对丈夫的思念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郭香玉英勇牺牲。

　　谢觉哉在艰难的长征中始终未能忘记郭香玉的牺牲。两年多后，他终于在延安得知了妻子的死讯。这个消息令他久久无法平静。谢觉哉在日记中写下了悼念郭香玉的诗句，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妻子坚贞不屈的敬意和思念。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分离和无尽的痛苦，谢觉哉依旧为郭香玉的忠诚与牺牲深感自豪。这段悲痛的历史，成为了红军长征中无数英勇事迹中的一部分，见证了革命者的伟大与牺牲精神。

　　陆定一和唐义贞的故事同样充满了革命时期的艰难与牺牲。在红军长征的背景下，唐义贞由于怀孕被迫留在中央苏区，而陆定一则接到了随军突围的命令。

　　这种分离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因为他们深知，革命的道路充满危险与不确定，任何一次分离都可能成为永别。尽管如此，陆定一依然努力劝解妻子，告诉她这只是暂时的，他们终将重逢。

　　唐义贞在怀孕期间被确定留下，这一决定让她心情复杂。她知道，自己无法与丈夫一同征战，而留在中央苏区的环境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认为，革命事业的意义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无法与集体的事业相提并论。因此，唐义贞将所有的情感与思念都寄托在了对丈夫的忠诚与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上。

　　陆定一与唐义贞的分离并非一时的决断，而是在革命风云变化中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唐义贞在留守的部队中，经历了不安定的日常生活与外界的压力。

　　当她生下男婴陆小定后，局势愈加紧张，粮食短缺、敌人逼近，她决定将孩子交给群众抚养，以确保孩子的安全并让自己能继续参与到游击战斗中。唐义贞的这一决定，既是母亲对孩子的深情，也是对革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

　　然而，唐义贞的命运并未因此得到缓解。在一次敌人围剿中，唐义贞被捕。她手中握着一张纸条，纸条上记录了下一次红军集结的地点。

　　为了保密，这张纸条被她咬碎并吞咽，避免敌人从她口中得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尽管敌人对她实施了极其残忍的刑讯，唐义贞始终保持沉默，宁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不向敌人交代任何情报。

　　唐义贞的坚韧与忠诚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她为革命事业付出了最后的生命代价。她的英勇牺牲在当时的红军队伍中传为佳话，也成为革命精神的象征。陆定一虽然未能亲自为妻子送行，但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永远怀念着她。

　　当他得知唐义贞的死讯时，他悲痛欲绝，并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无尽哀痛。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一位女性的勇敢，也见证了一个革命家庭的无私奉献。

　　范乐春与林伯渠的爱情同样是革命年代的悲情故事。范乐春生下孩子后，按照革命需要，她被迫与丈夫分离，未能随军长征。

　　范乐春在红军长征前不久生下了一个男孩，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战争条件，妇女带着婴儿显然不适合参与长时间的征战。

　　林伯渠也同样面临着必须与妻子分别的现实，但他依然鼓励妻子：“我们为革命付出的，是为了未来的胜利，我们必定会再相见。”

　　范乐春在丈夫的劝慰下，忍痛割舍自己和孩子的亲情，将孩子交给了亲戚抚养，然后在长汀县参与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

　　她的角色不仅是军队的后勤支持者，更是红军游击队的组织者。范乐春通过发动群众，积极与地方合作，为红军队伍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在她的努力下，红军在闽西的游击战争中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发展，她的能力和贡献为许多人所称道。

　　然而，尽管她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范乐春的命运依旧是悲剧性的。1938年，范乐春因身体虚弱，最终因病死于闽西，而未能等到与丈夫林伯渠的重逢。

　　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她的坚定革命信念，也揭示了在革命岁月中，那些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的无声力量。

　　毛泽覃与贺怡的故事是另一段充满政治斗争与个人牺牲的历史。毛泽覃作为的弟弟，始终处于红军内部斗争的中心。

　　由于一些复杂的政治原因，毛泽覃和妻子贺怡被迫留在中央苏区。毛泽覃在敌军的追击中英勇牺牲，而贺怡则不得不独自面对未来的挑战。

　　贺怡在丈夫死后，决定以尼姑的身份隐匿在敌人的视线之外。这一选择虽然表面上是为了生存，但贺怡并没有放弃革命事业。

　　她通过宗教身份进行地下活动，继续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她的这一举动彰显了她非凡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在极端困境下，革命者如何在保持隐秘身份的同时，继续为革命斗争出力。

　　在长期的隐匿生活中，贺怡并未放弃党的工作，而是通过建立地下支部，发展党的组织，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做好了准备。

　　她最终因车祸不幸去世，但她的革命事迹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贺怡的牺牲与她在极端条件下的坚持，成为红军革命历史中的一部分，见证了无数革命者在面对绝境时的英勇与忠诚。

　　董必武与陈碧英的故事，也是红军长征时期夫妻分离的典型案例之一。董必武与陈碧英在瑞金有过一段短暂而幸福的生活，但随着红军形势的变化，董必武被迫与妻子告别，独自踏上长征道路。

　　尽管董必武曾多次安慰妻子，承诺战争结束后一定会回来接她，但这一承诺最终未能实现。

　　陈碧英在瑞金与董必武分别后，按照组织要求，开始了自己的地下斗争。在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后，她最终不得不与一名村民成婚，在一个偏僻的山区过着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生活。

　　这段历史表明，革命时期的夫妻分离并非偶然，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和政治斗争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陈碧英的牺牲与她在困境中的坚韧精神，不仅仅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也是个人生活与革命理想之间不断拉锯的写照。

　　董必武多年后怀念妻子的情感，也表明了在艰难岁月中，那些远离亲人、献身革命的人的内心孤独和对家庭的无限思念。最终，陈碧英在1983年因病去世，而董必武也已离世多年，夫妻的永远分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令人感慨。